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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飞 | 在“一代宗师——谭鑫培京剧艺术研讨会”的发言

2020-06-14 14:54:47若朴堂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言中有句很有名的话,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王国维此处之“文学”,所涵盖者系指文学艺术全领域。

有好事者在王国维“元之曲”之后,缀以“明清小说”,亦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笔者则以为,于今又可以在“明清小说”之后,再续之以四字,就是“民国京剧”。

中国京剧艺术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存在,京剧艺术更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文化中轴路上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京剧艺术本身也具备非凡的成就。

经历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1911年10月10日,位居中国最中心地带的武汉,突如其来地爆发出令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武昌起义。1912年2月7日,清帝宣布退位,结束了近二百五十年的大清帝国统治,同时也彻底终结了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崭新的中华民国取代了大清帝国,中国历史于此发生重大转折,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应呈现出巨变,中国文化也相应步入到一个动荡的转型阶段。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1917年初迁址北京,形成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傅斯年等在内的强大的编辑及作者队伍,轰轰烈烈掀起“新文化运动”。什么是新文化?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文章里定义说,“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更确切地说,所谓“新文化”,不外乎就是指能与中国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制度和文化形态。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新文化运动”的这一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时隔百年再来回顾那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既有其积极的意义,也有其负面的影响。其重要者,其一是文化的发展,可能是“被计划”出来的。这与经济的发展一样,要搞市场经济,以市场引导经济的发展,而不能搞计划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自然而然形成的,不能搞“计划文化”。所谓“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有着“计划文化”的色彩。其二,陈独秀所谓“新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其实就是指西方文化的内容,以西学为“新”,以西学为坐标。然而,文化的发展,必然是融合的结果,而不能是拿来的结果。如同人之饮食,吃到上好的牛排,最终长的是自己的肉,强健的是自己的身体,而不能是直接在身上长出牛肉来。

所以,“新文化运动”固然有其丰功伟绩,但也存在重要缺陷。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之际,也并非只有“新文化运动”诸公感受到了这一巨大变化,也并非只有“新文化运动”诸公意识到了要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换言之,在“新文化运动”之外,不等于就没有“新文化”的存在。

比照“新文化运动”而言,中国京剧艺术就是一种没有“被计划”过的,因时代变化而被激发起文化的自觉,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中国“新文化”。

我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出“民国京剧”,其意义即在于兹。“民国京剧”是其身处清末至民国初期的中国大变革时代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与西方工商业文明的深刻影响之下,京剧传统的一次全面更新,并因此而迎来了京剧艺术的繁荣昌盛。以西方文化冲击下的社会变革与迅猛的科技发展作为大背景,中国京剧在探寻其自身出路的同时,不知不觉间也肩负起了对于中国“新文化”的探索。中国京剧艺术因而既是中国最晚形成的中国古典艺术,同时又是中国最早形成的现代艺术。其重要程度,足堪媲美“新文化运动”。

这场中国京剧艺术的“新文化”探索,其肇始者首推谭鑫培。

谭鑫培的崛起是石破惊天的。谭鑫培的崛起是中国京剧史上的“武昌起义”。恰好谭鑫培就是武汉江夏人氏。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于谭鑫培这位伟大艺术家的认知,对于其所具有的文化意义,都是缺乏准确把握的,乃至就是肤浅的。

譬如把谭鑫培定位在“同光十三绝”,这就是一种定位上的错误。出现在“同光十三绝”画里的武生谭鑫培,那还只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谭鑫培。我们对于谭鑫培的认知,应该是基于其一生的艺术成就予以评价。再譬如把谭鑫培定位在“谭派”的创始者,这就更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谭鑫培艺术仅只是京剧老生的一个流派的话,也可以说,后世老生几乎没有不是唱他的“谭派”的。谭鑫培艺术对于京剧艺术总体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其身前即被奉为“伶界大王”,谭鑫培当之无愧。换言之,谭鑫培乃是开宗之人,而非创派之辈。

笔者限于自身研究的不足,同样是没有力量揭示出谭鑫培的全貌。仅就笔者的一己之见,我以为有这样几点需要强调。

第一,谭鑫培全面提升了中国京剧艺术的总体水平,从而促使京剧艺术成为风行全国的剧种,最终获得“国剧”的崇高地位。

谭鑫培既是谭鑫培之前的京剧的集大成者,又是谭鑫培之后的京剧的直接开启者。正如二十年前京剧研究家刘曾复先生在谭鑫培诞辰150周年之际所云的,谭鑫培是“上承一百年,下启一百年的一代宗师。”我这里斗胆改刘曾复先生的话,不是“下启一百年”,而是“下启数百年”。只要京剧不亡,谭鑫培的宗师地位就不可撼动。

第二,谭鑫培全面提升了中国京剧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开创了中国表演艺术的“明星制”,堪称是中国现代第一明星。

中国表演艺术的从业者自古以来都受到鄙视,所谓“倡优蓄之”,舞台上有多少笑,舞台下就有多少泪。谭鑫培以其精湛的表演艺术和空前的社会号召力,依托于中国近代工商业文明的兴起,成功地创建出中国表演艺术的明星制度。这一制度不仅令京剧演员受益,也为电影演员开拓出广阔的生存空间。中国电影的“明星制”并非来自好莱坞,而是来自谭鑫培。

第三,谭鑫培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开拓者,谭鑫培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现代艺术的开端。

谭鑫培最大程度继承了中国古典戏剧传统,同时也以十分积极的态度面对他所经历的崭新时代。谭鑫培接受新兴的商业城市上海,接受新式剧场,接受报刊杂志,灌制唱片,接受电影,接受种种新的思想和艺术表现形式。

日本京剧研究家波多野乾一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即将谭鑫培比拟为开创明治维新之后的歌舞伎新局面的梨园领袖市川团十郎,这一比拟是十分准确的。除此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众所周知,周作人于1918年12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人的文学》,提出“新文学”必须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的文学”。而在周作人之前,谭鑫培已经成功地实践了从“非人的艺术”到“人的艺术”的重要转换,在谭鑫培的剧作中,人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这也成为谭鑫培艺术的最为动人之处。

与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文学作品一样,谭鑫培的京剧艺术,在中国近现代同样具有启蒙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里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围绕着习总书记的“六个讲清楚”,我们对待谭鑫培这位“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还有必要进行更深刻的挖掘阐述。谭鑫培的艺术精神,不仅可以令中国京剧的发展得到正确的精神引领;对于今日中国的文化发展,也仍然具有启发性。今年是谭鑫培诞辰170周年与逝世100周年,是谭鑫培的一个大年。我也由衷期待着成为谭鑫培研究的一个大年,成为一个能把谭鑫培讲清楚的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