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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人物】叶盛长:我所知道的李世芳

2020-08-05 16:17:54京剧道场


李世芳


叶盛长:我所知道的李世芳


在我入科后第二年的一天上午,我们练完功正在学戏时,父亲陪着位操山西口音的中年人领着一个小男孩儿来到科班。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眼睛特别大。我们一看就明白,这是家长送孩子入科来啦。父亲领着这个孩子让萧长华先生和各位老师看,老师们都觉得他外表漂亮,很适合学旦角。苏雨卿先生让陈盛荪师兄带着他喊了“一”、“啊”,虽觉得尖细些,但还算洪亮,接着又让他跟着做了几个动作,他也能照猫画虎地学上来。至此,他就算正式通过了“入学考试”,被允许入科学戏了。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四小名旦”之首的李世芳。 李世芳祖籍山西,送他入科的中年人正是他的父亲李子健,原是山西梆子演员。李世芳母亲也是演员,却是唱须生的。这对夫妻息影舞台后迁居北京,他们看出自己的儿子是块堪造就的艺术璞玉,便托广和楼旁通三义干鲜货店经理介绍,入了富连成。其实他年整十岁,与我同庚。


世芳入科后,由苏雨卿先生给他开蒙。第一出戏学的是《扫地挂画》,后来又学了《游龙戏凤》、《小放牛》、《桑园会》、《樊江关》等青衣、花旦乃至刀马旦的戏。世芳人很聪明,学戏的进度很快,加上他性情温和,举止文雅,待人接物很有礼貌,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那时我们同学之间有互起外号的习惯。譬如裘世戎的脑袋很大,是个前锛儿拉后勺子形状,我们就叫他“裘锛儿拉”;还有个学武旦的同学,比世戎的脑袋还扁,我们叫他“毛窝样儿”。因为世芳眼睛不但大而且鼓,不知是谁开的头,大家都管他叫“龙井鱼”。听起来这类外号似乎是在奚落别人的生理缺陷,其实那时我们都小,彼此间没什么恶意,大家互喊外号,反而比直呼其名更显得亲昵无间。世芳入科不久,老师派我跟他合演一出《桑园会》,他演罗敷女,我演秋胡。因为到广和楼正式公演,事先老师给我们排练了多次。可是,因为世芳从来没登过台,心里总害怕,老师一再鼓励他,他也壮着胆子上了场,开头的几句慢板唱得腔调、板眼都没毛病,一出台就来了个碰头好儿。接下去他跪在台口一侧的椅子上做采桑的动作,我第二次上场唱完几句快板以后下马、整冠、捋髯,然后上步施礼,念:“大嫂请了!”他应当接着“呀”一声,而后从椅子上下来长:“耳边厢又听得人喧嚷,举目抬头四下望,桑园以内吾人往,见一位客官站道旁。”没成想因为他缺乏经验,下椅子时不留心带下一块垫子来。这一下可糟了,他心里一慌,把应当唱的词儿全忘了。拉胡琴的苏盛琴师兄(苏雨卿先生之子)把过门反复拉了好几番,他也不张嘴,有人给他提词儿他也听不见,他心急得象蚂蚁上了热锅,忍不住哭了起来。广和楼的那批老观众们真好,非但没给他叫倒好儿,反而安慰他说:“李世芳,别害怕,慢慢想,想不起来也不要紧。”鼓佬有经验,当即切住了锣鼓。我毕竟早入科一年,知道这是让我重念一遍台词,于是就又做了一次施礼的身段,念道:“大嫂请了!”这一回世芳总算恢复了平静,把词儿想起来了。下面的戏演得很好,再没出现任何差错。观众们一个劲儿地给他鼓掌叫好儿。戏演完之后,更有些热心的观众买了盐煮栗子、花生、奶酪等食品送到后台给我们吃,他们鼓励世芳说:“唱得不坏,挺好的!往后不必害怕,该怎么唱就怎么唱。”世芳心有余悸,哪敢接观众的礼物呀,观众见他吓得那可怜样子,就又走近苏雨卿先生面前为他求情:“苏先生,瞧您这个新学生唱得多好哇,嗓子好,扮相儿好,身段也好,将来必成大器。才多大的孩子呀,能演这么大的戏就很可以的了,您可千万别吓唬他。”经观众们这么一劝,苏先生的火气全消,不但让世芳收下人家的礼物,而且回科班后也没打他。



从这儿以后,我们俩经常在一起配戏。我们合作的戏码儿很多,有《武家坡》、《汾河湾》、《三娘教子》、《南天门》、《桑园寄子》、《红线盗盒》以及《游龙戏凤》等许多戏。在共同的学习与演出生活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盛字班师兄相继出科以后,我们世字班的学生也被推上演出的第一线,世芳与毛世来等人跃居为主力演员。观众们见他戏路、扮相都酷似梅兰芳先生,都亲切地称他为“小梅兰芳”。尚小云先生也深爱其才,主动到科班来提携与培养他,认为他是大有前途的旦角演员。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天,梅兰芳先生由上海回到北京。一天,他同齐如山、姚玉芙及徐兰沅几位先生专程到虎坊桥富连成社看望师生们。梅先生特别向我大哥问道:“听说师弟有个徒弟叫李世芳,人称小梅兰芳,我见见他成吗?”我大哥回答说:“那有什么不成的。”随之就把世芳叫到梅先生跟前,梅先生看世芳果然与自己相象,非常高兴。他拉着世芳的手亲切地问这问那,然后向家兄龙章表示想看他演两出戏。家兄龙章欣然应允,不久就在华乐戏院为世芳安排了两场戏,一场是他与世海师兄合演的《霸王别姬》,另一场是他主演的《贵妃醉酒》。梅先生看过戏后,更是欣喜异常。事后,他特别委托齐如山先生代表他与龙章大哥再次晤谈,表示愿收世芳为徒。龙章大哥与萧长华等先生仔细权衡之后觉得在科学生另行拜师虽是科班中史无前例的事情,但既然是德艺双全的梅先生主动提出要求,况对科班艺事只有裨益而无损失,即使破例又何乐而不为呢?老师们研究的结果,不仅同意世芳拜在梅先生门下,而且还希望梅先生同时再收几名旦角学生为徒。梅先生欣意接受了科班的要求,同意另收毛世来、刘元彤等人为弟子。不久,便在和平门里绒线胡同内的国剧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出席拜师会的人除科班全体师生外,还有王瑶卿、杨小楼、余叔岩、谭小培、姜妙香、程砚秋、尚小云和荀慧生等许多知名的艺术家们。会后,梅先生与我们世字班全体学生合了影。


世芳拜在梅先生名下,宛如跨进了一座瑰丽多姿的艺术殿堂。经梅先生悉心点拨,他豁然开朗,深悟了旦角表演艺术的个中三昧,他的表演大见起色。



当年岁末,北京《立言报》发动了一次“童伶选举”活动,读者们热烈响应竞相参加选举,至10月31日截止投票,次年元月上旬揭晓了选举结果:世芳以一万八千四百一十四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童伶主席”。同时当选为旦部第一名的是毛世来,第二名是侯玉兰,第三名是宋德珠,第四名是白玉薇;生部第一名是王金璐,第二名是我,第三名是黄元庆,第四名是傅德威;净部第一名是裘世戎,第二名是赵德钰,第三名是洪德佑,第四名是沈世启;丑部第一名是詹世辅,第二名是殷金振,第三名是艾世菊,第四名是赵德普。由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当选者除富连成社学生外,便是中华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


元月十七日上午,《立言报》社在华乐戏院召开了发奖大会,当晚又在这家戏院举行了加冕典礼和庆祝演出。加冕仪式是在演出前进行的,即由仪式主持人和知名人士向粉墨登场的世芳头上戴凤冠。其余受奖人皆便服上台与观众见面,台上台下的气氛极为热烈。


庆祝演出的剧目很丰富:第一出是沈世昌主演的《下河东》,第二出是裘世戎主演的《丁甲山》,第三出是黄元庆主演的《林冲夜奔》,第四出是我和艾世菊合演的《打渔杀家》,压轴戏是毛世来和詹世辅合演的《小上坟》,大轴戏是李世芳与袁世海合演的《霸王别姬》。参加演出的人都非常激动,戏演得格外精采,世芳的名声由此更为显赫了。


继这次“童伶选举”之后,又有许多读者投书《立言报》社,要求仿效“四大名旦”的样子推选出京剧界的“四小名旦”来。该报接受了读者建议,乃于1940年约请戏曲界及其它各界知名人士共同磋商,最后议定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与宋德珠为“四小名旦”。事后,组织他们在长安大戏院合演了一出《白蛇传》,由四人先后分饰白素贞一角。自此,世芳名列四小名旦之首的地位,便被社会承认了。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出科以后,为了叙述方便,提前一并介绍于此。




“童伶选举”过后,世芳一天比一天瘦,经医院检查,才知是患了肺结核病。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药铺东家乐十爷(即民主人士乐松生之父)得知后,立即派人赠送五十瓶麦精鱼肝油给富连成社,供世芳服用。在当时医学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得到这么贵重的滋补药品是很不容易的,何况人家分文不取,完全是出于一片关切的热情呢?可是,世芳很不习惯闻那种药的气味,总是不愿喝它。我和他素日关系最好,为了让他早日恢复健康,我每天都催着他按时吃药。他拗不过我的解劝,只得硬着头皮喝了几次,但仍然不能适应那种味道。后来他就悄悄地跟我商量:“这药我实在难往下咽。要不这样吧,你陪着我喝,你喝两勺,我喝一勺”。我当时想,只要你肯喝就对病有好处,让我陪我就陪,反正是营养药,喝了对身体没坏处。就这样,我每天都陪着他喝麦精鱼肝油。渐渐地,他的病见轻了,我本来没病,身体自然越来越壮。一次,我跟三哥盛章及高盛虹、袁世涌、李盛佐等几位师兄一起在院子里练功,他们都惊奇地问我:“五弟,你的身体怎么发得这么快呀?你看你那胸脯,快赶上举重运动员啦,尽是腱子肉。来,给你照张相吧!”说着就给我拍了一张相片。他们哪里知道,是李世芳的药把我养壮的呢!


我和世芳一直到出科时才分手,那是因为我跟三哥到上海演出去了,而世芳则跟袁世海师兄等人合作,独自组班了。虽然以后我们很少有在一起合作演出的机会,但自儿时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却一如既往从未间断。


1946年,世芳应聘去上海,同时也是为了向住在上海的梅兰芳老师学戏,可谓一箭双雕。彼时,我恰好在后来邀他演出的天蟾舞台当班底,我们既在异地重逢,又可重温儿时旧梦,再度联袂粉墨登场,实在是切盼中的快事,彼此的兴奋自不待言。记得那一期陪他演出的人除我之外还有陈永玲、孙盛利、耿世忠、张云溪、张春华和胡少安等。观众对如此坚强的阵容极为欢迎,遗憾的是世芳的嗓音渐觉失调,有时竟至一字不出。我在台上常常为他捏一把汗,生怕这位“四小名旦”的魁首、梅先生的得意高足倒了牌子。所幸的是上海观众通情达理,即使他唱不出来也没有起哄喝倒彩的,这当时是与人们对梅先生和他本人固有的好感不无关系。可世芳是个要强的人,受不得别人的怜悯,尽管梅先生一再开导和劝解他,他总是拂不掉心头上这块阴影。


这年旧历腊月中旬,我随三哥盛章到苏州短期演出,世芳则留在梅家学戏。当时,有家美国影片公司准备约他去美国拍舞台艺术片,可是一连等了十多天,对方迟迟不做决定,这就更增加了他内心的烦躁。加上他妻子姚宝琏(姚玉芙之女)刚刚生了他们的第三个女儿(乳名三春),且又临近岁末,故而一连拍了几封电报催他从速回京共度春节。只身在外的世芳何尝不愿插翅飞回家中与亲人们团聚一堂呢?可是,他这次在上海没挣下什么钱,又怎好赤手空拳回家去见那等米下锅的一家老小呢?梅先生看出他的心事,便主动跟他商量:“世芳呀,家里拍了好几封电报让你回去,你也该回去看看他们了,况且你新近得了孩子,又赶上年关,过穷过富总要一家人团聚才好。我知道你手头儿紧,这没什么,咱爷儿俩合演两场《白蛇传》,我演白蛇,你来小青,挣多挣少你全带走,你看怎么样?”世芳听了老师这席话,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眼里噙着泪花喃喃地说:“那敢情好,不过,让师父您受累,我……”梅先生抢过去说:“就这么定了。你甭难过,天无绝人之路,等你嗓子缓过来之后,不愁没有大展宏图的那一天。别耽误着啦,我这就打发管事的跟戏院商量,赶快在报纸上登广告。”


就这样,他们师徒合演了两场《白蛇传》。有梅先生这面大旗,何愁业务不兴旺?广告一经见报,两场票就被抢购一空。有了梅先生的提携鼓励,世芳的情绪为之一振,演出的效果非常好。不仅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也挽回了一些影响。



梅兰芳、李世芳《金山寺》


这时,我们一行人也从苏州回到了上海,大家归心似箭,都想尽快回北京过年。我先把妻子、孩子们送上飞机返回北京,然后便到梅公馆找世芳,邀他搭伴坐船北上。世芳见到我很高兴,言谈中不时流露对恩师的感激之情。他得知我们很多人都坐船回家时,当即表示不愿同行。他说:“我心里着急,恨不得一步迈到家里。坐船慢,而且我又有晕船的毛病,不如咱们都坐飞机回去。”我说:“如今都到年根儿底下了,飞机票早买光了。”他又说:“那你们几位就坐船回去,我一个人想想办法,找朋友匀一张飞机票。咱们北京见。”我拗不过他,只好分而行之。

我和张云溪、张世桐、王玉蓉母女及陈鹤峰的女儿几个人搭伴,乘华联号客轮从上海航行到秦皇岛,然后搭火车回到北京。那几天风平浪静,我们的旅行很惬意,可算得是一帆风顺。


回到北京以后不久,我便接到李子健先生打来的电话,问我在上海见着世芳没有?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见他回来?我听了他的问话觉得事有蹊跷,照理说他坐飞机应当比我们坐船的先到北京,却怎么比我们倒慢了呢?我只是在脑子里闪过这样的疑惑,并没往深处想。为了让李先生放心,我只好随口安慰他:“可能是因为飞机票不好买,所以才迟了一步。您放心,一半天之内他准能回来。”


又过了几天,还是没见他的踪影。李先生又去问我,我仍是照原来的说法安慰他,但是我自己已经开始犯嘀咕了。我不禁暗自盘算着:这事儿不对呀,莫非他改主意不打算回来过年了?或者是去美国拍片的事谈妥了?不管怎么样,总该给家里来封信哪!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张君秋也一连几次打电话询问我世芳为什么还不回来?并说近几天他常梦见世芳,怕是出了什么意外。我只得支支吾吾劝他稍安毋躁,等过年时,大家一定能聚在一起。


有天晚上,我刚上床准备安歇,忽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我急忙起身接电话,只听一个陌生的声音问我:“您是叶盛长先生吗?”

“是我呀。”

“我们是中国新闻社,想跟您打听点事儿。”

“什么事您自管问,凡是我知道的一定告诉您。”

“那好。请问有个叫李世芳的人,是不是您在富连成时的同学?”

“是有个叫李世芳的,可不知您打听的是不是他?”

“木子李,世界的世,芳草的芳,对吗?”

“没错儿,就是这仨字儿。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

“好。明天我们发一条关于李世芳的消息。”

“那好,您可以谈谈他在上海演出的情形,是不是需要我给您介绍点什么呀?”

“不必了。我们要发表的是一条很不幸的消息。”

“什么?”我不禁吃了一惊:“不幸的消息?什么不幸的消息?”

“是这样,几天前,也就是今年1月5日,旧历腊月十三,从上海飞出一架客机,飞到青岛附近时,遇上了大雾,驾驶员辨不出方向,结果飞机撞在山上,机毁人亡了。我们查了全体遇难者的名册,其中就有叫李世芳的人。我们想问问您这是不是您的那位同学,免得我们明天错发了消息,给他的家属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


听了他这番话,当时就吓出我一身冷汗来。从上海开出来的飞机,死者的名字又一字不差,还能有错吗?这肯定就是没跟我们结伴同行的世芳呀!可是,当时我还是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噩耗来得太突然了。况且,当时的报纸谎话连篇,我怕受了他们的骗,于是就反问了一句:“您这消息靠得住吗?”对方回答说:“我们新闻社的消息是准确的,等明天您就可以从报纸上看到详细经过了。谢谢您,再见!”


我痴呆呆地愣在电话旁,只觉天旋地转两耳轰鸣,一时觉得脑海空荡荡的,好象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一样。忽然,李子健老两口和正在月子里的儿媳姚宝琏巴望他们的亲人即刻归来的影象清清楚楚地浮现在我面前,倘若他们从明天的报纸上得知了世芳的噩耗,又怎么能经得住这如五雷轰顶般的毁灭性打击呢?想到这儿,我才发现话筒还在手里攥着,我急忙放下它,穿好了衣服,坐在床上想主意。我应当怎么办呢?对,先给张君秋打个电话,跟他商量商量该怎么安抚世芳的家属。但是,等我拨通了电话以后,却又难以向君秋启齿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俩平素感情特别好,生怕君秋受不住,所以竟语无伦次地先向君秋提了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世芳到现在没回来,你没听到什么消息吗?”君秋说:“没有哇,是不是不好哇?”我说:“您怎么知道不好呢?”君秋说:“我这两天总是心神不定,夜里一闭眼准看见他,我觉着这不是好兆头。”我听到这儿,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可我还是强忍着咬着牙劝他:“你怎么还讲迷信呐,梦是心头想,你总梦见他是因为你太想他了,我估计过不了两三天他就会回来的。”说到这儿,我不等君秋再回话就匆匆地挂上了电话,我怕自己控制不住,把一切都如实地端给他。


挂上电话以后,我走出家门直奔果子巷我外甥马世啸家,因为他也是世芳的契友。我把刚才接到电话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他,然后对他说:“你现在就陪我到世芳家去一趟,目的是先给他们透点儿风,可这个风又不能透得太大了,只能让他们感觉出事情有点不妙,这个分寸一定得掌握好。咱这样做,是让他们多少有点儿不祥的预感,免得明天见到报纸后发生意外。”世啸说:“行呃,咱爷儿俩这就去吧!”一句话还没落地,他就哇哇地哭了起来,我强忍着快要流下的眼泪制止他说:“你先别哭呀,哭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你带着个哭丧脸儿到人家那儿去,人家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经我这么一说,他才止住哭。其实,我又何尝不想恸哭一场呢?


我们匆忙走到和平门里世芳家。时间大约在夜里十一点钟左右。我们叫开门走进屋里一看,李子健先生正在铺床,世芳的母亲满面愁云地坐在椅子上发愣。老太太一见我的面,劈头就问:“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复说:“已经回来三天了。”她又问:“坐飞机保险吗?干嘛他非要坐飞机回来呀?”这话问得我好难回答,面对这位善良的母亲,我只得支吾搪塞地说:“他是跟我说要坐飞机回来,可也不见得一定坐得上飞机。因为据我所知,飞机票很难买。说不定也许他在上海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或者是梅先生留他有事。总之您甭着急,总会回来的。”隔了一会儿,我又故意岔开话头儿问老太太:“世芳最近没有来信吗?”老人家叹了口气说:“倒是来过一封信,在他家手里呐,你去看看吧,她也正在那儿着急呢。都到了年根儿底下了,家里又有个月子人,是好是歹也得奔家呀,这孩子也太不象话啦!”听着老人数落已然作古的世芳,我心里替他觉着委屈,但又不便直说事实的真相,只得劝解说:“您就放心吧,世芳不是不顾家的人。天不早了,您也该歇着啦,您应当好好休息,最好多睡一会儿,明天晚点儿起。”我这样说的目的是想让他们尽可能晚一点儿得知那个不幸的消息,其实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办法而已。




我们辞别了老两口儿,又到后院去看姚宝琏。我们叫开屋门后,看见她正抱着孩子哄孩子睡觉呢。宝琏见是我们来了,而且又是在这么晚的时候,心里就嘀咕开了,两眼直瞪瞪地打量我们半天,没等我们开口就冲着我问:“盛长,世芳是不是死啦?”这一问可来得太突然了,使我一时不知所措,但又很快地平衡住自己的情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说:“这是什么话,你怎么尽瞎猜呀?”宝琏说:“不是我胡猜,你们看看他来的这是什么信?”说着,她顺手掏出一封信,指着上面的字说:“你们看看,他信上写着‘我这次在上海没唱好,也没挣着钱,心里很不安,我没脸回北京了,还不如死了好呐!'你们听听,他写的都是什么话?他这不是抽风吗?这哪儿是信呐,简直就跟绝命书一样!”我马上解劝说:“这是因为他心情不好才这么写的,你想你是谁他是谁,他心里是喜是忧能不原原本本地跟你说吗?你也别胡思乱想的。”她接着说:“我这几天总是这么心慌意乱的,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儿啦?”我们说:“不会吧,再说哪儿还有好多人呐,有张盛利师兄,耿世忠师兄,他们谁能不照顾他。我们算计着,他可能晚回来几天,头春节能到家。”宝琏听了我们的话,默默地点了点头,又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不是我胡猜乱想,他这个人的脾气禀性我最清楚,他人老实,心眼儿小,遇事想不开。自打我们结婚以后,我总不放心他一个人出门儿。这次,他非要去上海不可,我拗不过他,只好随他去了。可这一去就这么多日子。眼看要过年了,我是活不见人死不见鬼,偏偏见了这么封丧气的信!你们说这能叫平安家信吗?啊?”我听了她这番话,觉得她似乎已经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为了引导她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有思想准备,就大着胆儿试探着开导她说:“据我们看不会有什么事,即便他真的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你也得替他捏着点儿。你们这家子上有老下有小,能不能把逆事办顺了,可就全看你一个人儿啦。得了,大年下的,你也别哭哭啼啼的了,有什么过不去的;还有我们这么多人兜着呐,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她听了我这些解劝的话,两眼直勾勾的,似乎悟出了点什么,可又象没听出话里有话似的,所以才说:“好吧,我听你们的,打起精神儿过日子。可是无论怎么说,我这心里总是闷得慌。”说着话又抽泣起来。我们看她哭得那样,心里更不是个滋味儿,如果再继续坐下去,我们也非得陪她哭出来不可。适可而止,我们急忙起身出了屋门。原本不打算再惊动李老先生,可老人家心事重重根本没睡,反而又把我们让进屋里说话儿。看着两位老人那忧心忡忡的神态,我们也不忍心就离去,只好陪着他们说了一宿的话,直到黎明时分再告辞回家。


李子健先生把我们送出大门,我鼓了鼓勇气悄悄地对老人家说:“您万一从报纸上见着什么,千万可要沉着。您是一家之主,得掌住舵呀!”李先生似乎已经会意了:“盛长、世啸,你们半夜里到我家来,决不是无缘无故的。况且你都回来三天了,到今儿才来,一定是有什么碍口的话。不要紧,有什么你就直说,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还能挺得住。”我一看老人那认真的样子,反倒后悔刚才的话说得过于直露了。于是又改口说:“我的意思是让您心里先打个谱儿。至于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还没打听出来。我们跟世芳是一块长起来的,他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如果不是自己人,我们也不敢半夜三更来家里看您。您可千万别多想。这几天您有什么事就找我们,我们随叫随到。”


路上,我跟马世啸商量:“您说这事咱们该怎么办好呢?不说也不行,早晚得知道。”世啸点点头说:“是呀,纸里哪能包住火呢?这么着,咱回去先歇一会儿,吃了午饭咱还来顶着,万一出点什么事,咱们也好帮着料理料理。”我说:“好,就这么办!”我们哪还有心思睡觉哇,系在我们心上唯一的悬念是迎接那个既怕听到又想快些印证的不幸的信息,人的心情有时候多么矛盾呀?天近中午,报上果然披露了世芳遇难的消息,尽管我们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仍然不能平息内心的极度痛苦,憋了半天一夜的眼泪终于尽情地流淌出来。家里人为我们做好了饭菜摆在桌上,我们一口也吃不下。我们惦记着李家的老少,生怕再发生新的意外,便又匆匆地去看他们。


刚走进李家大门,就听见里面一家人恸哭的声音。我们冲进堂屋,只见姚宝琏抱着孩子直往桌上撞头,两位老人拉也拉不住,再说两位老人自己也支持不住了。如果我们再晚来一步,只怕还会出事呢。经过我们多方解劝,好不容易才勉强止住了他们的恸哭。李子健先生只是一个劲儿喃喃地重复着一句话:“往后我们可怎么办哪?”我们只好安慰他说:“您甭着急,车到山前自有路。天塌下来有我们大家顶着,您只管保重身体就是了。”


北京国剧公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到李家来慰问。之后我们便陪着李子健先生一起到中国航空公司交涉。接待我们的是我原来熟识的一位副经理,他先向我们介绍了飞机失事的经过,然后要我们听候通知与公司一起到肇事现场去辨认尸体。


我们给在上海的张盛利师兄拍了封电报,要求他代表家属去青岛去辨认尸体。因为世芳从上海动身时,是盛利师兄送他上的飞机,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过了两天,我们又去航空公司洽谈善后如何处理的问题。不料这家公司竟推诿说,“你们的家属遇难,我们也很难过。至于善后的事宜嘛,这要看我们与保险公司交涉的结果而定。如果保险公司赔偿的款项多,我们可以酌情考虑给你们一点抚恤金,反之,如果赔偿得少,连我们公司的损失都弥补不上,那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我听了他这番毫不负责的话非常气愤,当即驳斥他说:“这象话吗?飞机失事,责任在你们航空公司,为什么推给保险公司呢?这不行!”那人冷笑一声说:“不行又怎么样呢?反正这也不是我们故意造成的事故。你们找我们,我们又能去找谁呢?”


航空公司的蛮横无理,激起了北京梨园界的强烈义愤,许多演员找到国剧公会,要求以公众的名义投书报纸,公开抗议中国航空公司草菅人命的行为。与此同时,我们觉得有必要急于办成两件事:一是马上举行规模盛大的公祭仪式,在社会上造成强大的舆论,以进一步向航空公司施加压力;一是由京剧公会与富连成社同学联合发起一次义演活动,以解决李家的燃眉之急。


事情决定下来之后,立即分头行动。不久,便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了公祭大会,在京的京剧演员,富连成社、荣春社、鸣春社等科班的师生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会上,我以沉痛的心情致了悼词,然后向遗体告别。其实,哪还有什么遗体呀?只不过是由张盛利师兄由飞机残骸旁拣回来的一块夹大衣角儿。人们看着装在盒子里的世芳生前穿着的这块烧焦了的衣角儿,各个泣不成声,大家呼唤着世芳的名字,痛惜一位天才演员的夭折。那情景,至今想起来还令人难过。


据张盛利师兄介绍,世芳在离开上海的时候,情绪空前低落,流露出与老同学们难舍难分的离愁别绪。彼时,盛利师兄只认为是由于他这次在上海失利而形成的郁闷心理,而万没有料到那竟是他们的永诀!


其实,他得到的那张飞机票并非在航空公司买到的,彼时北上的机票早已售光。这张票原是杨宝森先生买的(一共两张),准备同夫人一起回北京的。后因杨夫人身体不适而转让给了马富禄夫妇。世芳回京心切,特地找到马富禄央求说:“三大爷,家里总来电报催我回去,您就把飞机票让给我吧!”马富禄师兄本来不愿出让,何况世芳又不是要两张。可自己是长辈,只好勉强把其中一张票让给了世芳,另一张也出让给了别人。谁成想,正是这几经辗转的飞机票,竟然送了世芳的命!


开过公祭大会不久,我们又举行了两场义演。参加演出的有尚小云、荀慧生、杨宝森、陈少霖等许多人。彼时,社会上很多人纷纷表示要捐款给世芳的家属。公会考虑与其依靠社会的捐助,莫如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便代表李家婉言谢绝了人们的盛情。


梅先生在上海听到噩耗,更始悲恸欲绝,连戏都没心思唱了,一想起世芳的音容笑貌,就禁不住暗自落泪。他特地给北京拍了唁电,对自己苦心栽培的这位大有希望的继承人的先逝,表示沉痛的哀悼。



梅兰芳、李世芳


过了一段时间,梅先生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便亲自出头发起在更新戏院(即中国戏院)演出三场义务戏。参加义演的除梅先生本人和弟子言慧珠及李玉茹、白玉薇、李玉芝等人外,还有当时正在上海演戏的李少春、高盛麟与我们爷氏三兄弟等多人。记得当时演出的戏码儿有梅先生主演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李少春(武松)、盛章(武大郎)、盛兰(西门庆)、李玉茹(潘金莲)和我(何九叔)等合演的《武松》;另外还有一出群戏《大溪皇庄》,高盛麟扮演楮彪。


京、沪两地的观众们为了表示对世芳的痛惜与哀悼,慷慨解囊,争相购买价格昂贵的义务戏票。所有参加义演的演职员也一律不取分文。大家出于求危扶困的良好愿望,筹集了这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目的无非是帮助死者家属渡过难关。李子健先生对大家的一片盛情非常感激,曾亲自带领身穿重孝的世芳遗孀姚宝琏,冒着凛冽的寒风和漫天的大雪,挨门挨户地去向各位热心的同行们磕头道谢。可是,事过几十年后我才大出意外地得知:死者家属并没见到这笔巨款!究竟是谁从中渔利,至今还是个谜。这真是人心难测呀,倘若这种人还有半点人的气味儿的话,也不能昧着良心中饱这些张张沾着血泪的钞票啊!真不知道做了亏心事的其人事后作何感想?!


我和世芳自幼同学,情同手足,每忆儿时我们朝夕相处同台献艺的往事,心里都非常难过。世芳为人忠厚朴实,性情温和善良,不仅在艺术上追随梅先生,而且在品格上也颇具乃师的风度。这位“小梅兰芳”的前途本来是不可限量的,万没想到他死得会这么凄惨。现在想起来,我仍然认为他的蒙难是京剧事业的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