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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独居客

2021-04-07 15:16:51北京大学

编者按

国内大学的集体宿舍,好似是大多数青年人在进入偌大的城市独居生活前的最后一个训练营。在这空间狭小的宿舍之中,一方面,价值观有异、性格不同的四个人在不断地相互磨合,而另一方面寝室的团结也成为了青年人继续社会化过程中的保护性共同体。不少学生把寝室看做是陌生城市之中的“家”,把深夜归寝时的灯光和周末的夜聊看做是进入大学时最初的温暖。然而,也有一些学生试图提前离开集体宿舍,进入独居生活,成为这个年龄段“特立独行”的群体。



深夜开完会后独自坐公交车回到住处,下车的时候,丁琦对着小区门口的路灯叹了口气。

一年前,为了缓解与室友激化的矛盾,丁琦一直刻意与室友错开作息时间。在寝室关系僵化很长一段时间后,她开始考虑寻找合适的房源搬出寝室。经过多方寻找,她在BBS上看到了一个人大女生寻求合租室友的消息,在各方面的考虑比较后,她联系了这位女生,并在大二下学期伊始搬出了宿舍,开始了一个人的独居生活。

美国社会学家艾力克·克里南伯格将自己的研究写作成《单身社会》(又名《独居时代》)一书,洞察了在现代化的城市之中以青年人为首的独居现象,并认为“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独居现象将长时间地成为当代发达国家的特征”。他分析了一些独居成为主流的可行性因素,如城市化与服务业的繁荣使得个人的需求在城市中可以被轻易满足,如个人自由与权利观念的兴盛使得人们更多的关注在自身之上并一定程度推后了婚姻与家庭,等等。

而国内大学的集体宿舍,好似是大多数青年人在进入偌大的城市独居生活前的最后一个训练营。青年人在18岁离开原生的家庭与城市文化,独自一人进入价值多元的大学生活与大城市。在这空间狭小的宿舍之中,一方面,价值观有异、性格不同的四个人在不断的相互磨合,而另一方面寝室的团结也成为了青年人继续社会化过程中的保护性共同体。不少学生把寝室看做是陌生城市之中的“家”,把深夜归寝时的灯光和周末的夜聊看做是进入大学时最初的温暖。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婚龄的延后,青年人在毕业之后、成家之前往往会有着多年的在大城市之中独居生活的岁月,有如“北漂”。然而,却有着丁琦这样的学生试图提前离开集体宿舍,进入独居生活,成为这个年龄段好似是“特立独行”的群体。

惯习
张洪初是个非常独立的人。原先就读于社会学系的他,在大二时选择降转经济学系。张洪初非常清楚,他和身边的社会学系同学不同,“并不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在原先住的47楼集体宿舍,张洪初和社会学系舍友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到了大学,大家都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张洪初自己的事,就是向他所向往金融行业努力。为了更好地安排作息从而接近这个目标,张洪初离开了47楼,搬入中关新园的公寓居住。

张洪初住处

在中关新园,张洪初与一名留学生合住,二人共享一室二厅和独立卫浴,彼此保持着礼貌但并不亲密的关系。在中关新园,他不再维持集体宿舍作息。“在新园住,(早晨)拉着厚窗帘特别黑,又没有人出声,闹铃响了也会关掉,就特别容易睡过,睡过就不去上课了。”张洪初这样说时,语气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在集体宿舍里住,我不想去的课也就不去了。这可能是我的个人原因吧,我比较懒惰。”事实上,为了完成实习工作,张洪初常常会熬夜到凌晨两三点。中关新园全天候不限电、不停水的优越条件为这样的作息安排提供了便捷。原先住在集体宿舍,张洪初总要顾虑自己的“开夜车”行为是否会影响到室友,也会烦恼于晚上错过洗澡时间后却无法在清晨淋浴。搬出之后,张洪初“肆无忌惮”地当起了“夜猫子”。

住在中关新园,张洪初偶尔也会觉得孤独,怀念起住在47楼时舍友帮忙占座、签到和一起复习、打游戏的生活。尽管买了一套齐全的锅碗瓢盆,张洪初也因忙碌而没做过几次饭,主要依靠点外卖过日子。好在他的朋友很多,便经常约着吃饭聊天。

因为合住期限的原因,张洪初即将搬离中关新园。但考虑到经济问题,张洪初更倾向于搬回集体宿舍居住。当被问及居住环境对生活状态的影响时,张洪初答道:“外部环境不可能决定一个人。”对他而言,独居校外固然便利,但集体宿舍的困难也并非无法克服。

作为丁琦的朋友,张洪初认为,丁琦既不能适应集体宿舍,又在搬出去后时时烦恼于独居,自己着实有些不理解。“女生嘛,未免有些‘矫情’。”他这样评价丁琦。

和解
选择独居生活对张洪初口中“矫情”的丁琦来说,其实是一个无奈的决定——在丁琦看来,自己与个别室友的关系陷入僵化,但她并不想发生正面冲突。一定程度上,独居生活改变了丁琦在大学的生活轨迹:她有了更多的空间与自由,但也让她承受了种种孤独与压力。

丁琦起初租住的房子在燕北园,两室一厅,她有自己30平米的卧室,一张大床,与室友共享的客厅、卫生间和厨房。燕北园这一小区相对而言较为老旧。小区里住的多为一些老教授,休息较早。周一至周五,丁琦每天晚上回到燕北园时,小区已极为寂静,少有行人。她租住的房子在小区的最里面,从车站到家需要穿过一段长长的少有路灯的道路。“我特别怕黑,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人说话,觉得特别恐怖,有时走着走着甚至想大唱几首歌。” 对于怕黑的丁琦来说,这一段路让她觉得格外无助。因为小区在学校外,走夜路时也会担心安全问题。哪怕小区有保安,每层楼有门禁,但安全问题还是一直让丁琦放心不下。

搬入燕北园后,丁琦为自己添置了一张桌子。买到的书桌是需要自己组装的。从未做过类似的事的丁琦坐在地上,把木头杵在自己身上,用螺丝将木头连接在一起,安装好了一张略有些摇晃的桌子。之后的一个礼拜,丁琦身上都是装桌子留下的淤青。“觉得很难,但是难也没有办法。”谈及此事,丁琦苦笑道。在一个人居住的时候,丁琦常常需要解决许多在集体生活中并不会出现的类似的问题,甚至是一些看似是一个女孩子很难单独完成的事情。在燕北园租住了一个学期后,考虑到租房费用以及安全状况,她在大二结束后搬进了其它的公寓。搬家时,丁琦叫来了自己的几个朋友一起帮忙。“在这种时候还是会有孤独感,会觉得我一个女生为什么要让我干这些事情?”丁琦接着说,“但是其实也没有别人让我去干这些事情,都是自己。”

在公寓,两层楼会有一个厨房,丁琦偶尔会去那里简单做一些饭。客厅与卫生间由丁琦和她的室友两人共享。她有自己的一个十多平米的卧室,虽然床只比宿舍的宽了一些,但自由活动的空间大大增加。由于卧室内光线较弱,她和室友也时不时会在客厅一起写作业。

一走进丁琦的房子,扑面而来的是花香。受好友的影响,丁琦开始在自己的住处养花。丁琦养的大多是一些生命力强的花,她最喜欢的是百合。百合汲水能力很强,时常去添加少去的水让丁琦产生成就感:“感觉它在生长。”她现在一周给房间做一次大扫除,将打扫的过程看做是繁忙生活的放松机会,这些都是她在搬出集体宿舍后才养成的习惯。


丁琦住处

由于语言不通,除了日常的寒暄,丁琦与室友很少有其他的交流。但或许是因为丁琦怕黑,所以她特别喜欢在她准备睡了的时候,室友在客厅发出一些动静,这样丁琦就不会那么感到孤单,并伴着室友发出的动静很快入睡。但更多的时候,丁琦还是处于一个人的状态。丁琦说,觉得在校外一个人住,有很多事情都只能自己呆在房间里想,并不像集体宿舍那样,每天都可以和室友们聊聊天,说说每天发生的事,虽然独居可以很少受到他人的不良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会让人感到抑郁,特别是在压力大的时候。丁琦戏称自己是“深夜玻璃心”,每到夜晚,就会自己一个人想很多事情,发酵各种各样的情绪。上个学期期末,她的课业压力很大,又思考准备了许多关于自己未来的事情,发现自己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你知道你应该用行动去改变它,但你还是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因此丁琦的情绪一度很崩溃。遇到这些时候,丁琦会呆在家里一个人哭,也会频繁地和好友联系,在大半夜地找好友一起去吃海底捞。与好友的交流,对独居的丁琦来说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好友也是在丁琦遇到困难时最先想到的人。但搬离学校后,她固定的人际交往开始变少,“现在长时间联系的人就那么三四个。”她渐渐变得不太喜欢过于热闹的场合,会找理由推掉大规模的聚餐,“有的很好的朋友,可以半年都不见面。”

而说到父母,丁琦说,“虽然每周都会打电话和父母交流,但不会提及自己遇到的不顺心的事。多是简单的寒暄,或是交流家中的近况。”丁琦的父母自小成长在农村和县城,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她所面对的迥异,他们很难理解丁琦的想法,从初中离开家去外地上学开始,丁琦就很少和他们交流自己对于未来的规划。“在我人格成长最重要的那几年,父母是缺位的,大多数情况下给予我精神理解和支持的是朋友,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自己。”所以在外租房的第一个月,由于担心父母可能无法理解她的这一决定,她用自己的生活费支付了2000元的房租。最后她的父母还是知道了这件事,然而他们没有多加指责反而给予了理解,并在之后承担了她的租房费用。“给父母造成了额外的负担,我会觉得有一些压力。”

在大学校园里,“宿舍关系”这个词变得日益敏感。在小小的一间屋子里四个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性格的人朝夕相处,出现摩擦难以避免。当寝室关系持续僵化时,丁琦这一搬出宿舍的举动仍属少数,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继续忍耐。丁琦这一特立独行的决定,也在其他方面为她带来了些许麻烦。为了减少一些节外生枝的烦恼,丁琦和同学们解释搬离宿舍的原因时,她借口“觉得宿舍条件太差”。但是或许是因为脱离集体宿舍生活后,她与大家的交流不可避免地减少,在搬出宿舍之后,她便不断听到一些“坊间流言”,甚至有一些对她本人的误解。丁琦将此解释为她很少按着大家所框定的方式去做事。大家的种种猜测也让丁琦在一开始时觉得十分生气委屈,而现在丁琦重新谈到这些事,她开玩笑道:“现在觉得也没什么了,也没有人特别来关注你,其实回想起来,别人的议论也不会让你掉两斤肉,要是能掉我还开心呢。”

丁琦对于孤独格外敏感。“最初我害怕,但又有什么办法?”在她看来,独居是无奈之举,但越往前走,“越会觉得好一点,会觉得不那么害怕”。她也从这样的新生活里找到了让自己感到舒适的方式。“在外生活有得有失吧,并不能拿什么去计算。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还可以,活得挺自在的。”丁琦如是说道。

热闹
目前在读大三的何文,从大一开始就在校外居住了。起初是因为刚进入大学,父母每周都会来到北京探望,为方便父母居住就在学校周边租房,到后来何文也确实觉得寝室洗澡刷夜不够方便,就由父母出资,一直在校外租房。

“在校外的学习时间其实是更长的,还有方便同学过来一起玩”,何文的房子好像已经成了她朋友聚会玩耍的一个据点,“周末有时会来10来个朋友,大家一起喝酒、打麻将”。在采访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朋友”对于何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几乎每周周末,她的朋友们都会到家里聚会聊天,玩得晚了就全部住下来,女生睡床上男生睡地上。到期末,有同学需要刷夜,她也往往会把同学带回家去。何文把房子的两个备用钥匙给了两个关系较好的朋友,朋友有需要也可以知会她一声后使用她的校外租住的房间。

“朋友多有好事也有坏事。”令何文感动的是,会有好厨艺的女生专门过来给她做早餐,而当朋友会借她的房子用导致她一时半会不能回家时,她也会感到困扰。何文开玩笑的抱怨:“经常有朋友来找我,其实我还挺想独处的。”但随后就又说:“朋友过来还挺好的,一个人住简直生不如死”。


何文住处

独居者并不一定是孤独的人,有时,勇于与寝室共同体脱离联结的人可能更为独立与社会化。一方面,独立的房子与空间作为资源为青年人的社交提供极大便利,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足够社会化的人不仅不必再拘束于寝室这个某种意味上的“先天性共同体”,并且由于社交网络的发展导致个人空间被极大压缩,24小时的线上线下的社交,使得人们更为需求“隐居”的地点,成为心灵上的安顿之所。

但作为同龄人中的“异己者”,不可回避的是与原来舍友的关系的问题。他们不仅是独居者,更是“搬离者”,这就意味着原初寝室的集体生活会对他们产生种种压力。如同丁琦,她虽在表面上和原来舍友保持着平和关系,但却坚决不愿在项目结束后搬回原来宿舍,因为她觉得这样“非常尴尬”。对于何文,她却以特有的方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和舍友保持联系,她周一到周四会住在寝室,而到了周末也会带想过去住的舍友或隔壁寝室的好友一起住到校外。所以她并没有遇到如同丁琦受到的“坊间非议”。这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她经常出入寝室楼,与大多数同学和通常的集体生活方式保持联结,并不是完全的“特立独行者”;而另一方面她又会慷慨的将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与同辈进行分享,如到期末她会带舍友与好友到自己的房子里刷夜复习。但是何文并不觉得这些“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她是一个十分依赖寝室生活的人并与舍友保持融洽的关系,“虽然很多消息都是微信通知了,但是有些事情比如哪个老师给分好,还是在寝室我才能知道”,而且“虽然周中在宿舍的时候会想回家里一个人待着,但周末回家了又寂寞如雪,感觉空荡荡的”。

大多数独居的受访者都会提及在北大周边租住的昂贵费用,而何文与其他人不同。何文父母的大力支持,使她从未考虑过租房的成本问题。也许正是这种支持,帮助她成为了一个能够完全无忧无虑的同时享有“租房的个性化生活”与“同辈人的集体生活”两种生活状态的人。

独立
现年大四的徐润嘉,从大二起便离开集体宿舍,搬入畅春园独居。她很能适应独居给她的生活带来的变化。

从小时候起,徐润嘉就是个内向的孩子。她生性喜欢安静,习惯于一个人住一间屋子,与周围的人保持一定距离。来到北大后,她对宿舍的集体生活感到很不适应。由于住在每层都设门禁的36楼宿舍,同学刷卡进入宿舍的“滴滴”声一直会响到很晚,这使需要安静的她难以入睡。即便入睡之后,宿舍不到一米宽的小床也令她难以翻身,加之“上下铺”设计的床总会发出“嘎吱”噪音,她的睡眠质量很受影响。于是,在2013年9月,徐润嘉搬出了她原先住的集体宿舍。

搬入畅春园独居后,徐润嘉从未觉得有何不适应。徐润嘉住在一套家具齐全的一室一厅的小公寓内,拥有自己的卫生间和厨房。每个季度,母亲会把16000左右的房费汇给房东——一对北大讲师夫妇。房中设备出现故障时,北大物业人员也会及时前来维修。人际关系上,徐润嘉并未因特立独行而遭到非议。徐润嘉本就是元培学院的学生,她和专业方向各不相同的系友往来不多,而和她一起上课的英语系同学,原本也不住在她离开的36楼。这样一来,几乎没有人会关注到徐润嘉的特立独行。不过,集体关照的缺失,也并未给徐润嘉造成困扰。徐润嘉常和好友到小西门外一起吃饭聚会,因此,她并不感到孤独。

众所周知,“元培学院”是北大培养跨学科人才的实验平台。但“元培学院”的实验性,不仅存在于学习与科研上,它更是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本科生仿佛被提前“硕博化”了:由于学科背景不同、缺乏院内交流的需要,“大集体”意识被淡化,代之以几个好友组成的“小集体”。而“导师制”的存在,也使得学生不必去四处打探消息。这种趋向,也出现在元培学院之外。以徐润嘉为代表的新生代“独立青年”,正在渐渐脱离大学集体生活。


徐润嘉住处

有了自己住的一套小房子,徐润嘉充分享受着它所带来的便利。课余时间,徐润嘉从来不去北大图书馆上自习。她可以随意支配整整两柜子书的学习资源,一边读,一边吃零食——当她不吃零食的时候,房间甚至会“安静到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有时一个人呆久了,徐润嘉会叫来好友一起自习,或者做饭。一旦屋子积了灰,徐润嘉便会及时打扫,确保房间干净——不过,她的衣柜和桌子一点都不整齐,三个衣柜都塞满了东西,桌子上也摊满了书。“如果在宿舍,肯定就放不下了”,徐润嘉说道。

个性选择
虽然“独居者”仍在学生数量中占据少数,但这种“特立独行”并不存在任何程度的“离经叛道”。在接受采访的社会学系13级本科班班主任王迪眼中,脱离寝室独自生活的学生不意味着非要有社交问题或者心理问题,这是一个大家的年龄可以自身承担与自我选择的事情。“其实,集体生活并不一定是所有同学的必经的训练阶段,有的人在上大学之前可能就已经完成了,或就已经做好了独自生活的准备”。在王迪老师负责的班级中,也已有两名同学独自在校外居住,作为班主任的他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并也同时会从其他任课教师与同学的口中得知这两位同学的情况。他认为,一方面学校应当对外出居住的同学加以登记,学校有对学生外出居住的状况知情的权利,而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学生选择自身生活方式的自由。

“搬离寝室,选择独居”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每一个故事中都有着诸多的个人因素与具体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现象没有整体性。王迪认为:“虽然生活属于具体的个人,但是当下大学生的生存状况与社交关系受到整个城市化过程中的大背景的影响。大城市中的人和人关系的描述,会落实在校园里的每一个人身上。”

着重研究现代性文化对个人互动之影响的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多个交叉重叠的“社会圈子”,而个人从属的群体也是多样化的,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支配一个个体的全部,反之一个个体也不可能完全归属于一个群体。我们在生活中都大多可以感受到这种“个体自由和群体结构”的关系的变化。学校、院系、年级与班级并不再是定义一个学生的全部,建立于这些概念之上的寝室生活对学生的约束能力也随之变小,而与此相对的,每一个个体对自身实现“个性化突破”这一目的的追求,也使得有机会与条件的同学可能会选择独自居住。

除了对现代性的洞见性分析外,艾力克·克里南伯格也提供了其余考察社会背景与时代文化对独居选择的思路。如自由主义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强调;如社交网络的全方位覆盖等因素使人们对私人空间的需求增大;如城市商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满足了独居的物质条件(虽然北大周边的房价一定程度遏制了同学的独居趋势);如集体价值的弱势与进入大学之后多样化发展与社交的可能等等……这些因素使得每一个在校就读的学生都会提前面临是否要搬离寝室的“决断”(甚至异地高中求学现象的普遍也暗示了这一阶段的提前),因为除了中规中矩的在寝室居住以外,还有校外独居、父母陪住、情侣同居、实习单位附近居住等等其他选择。未来,或许会有更多同学考虑脱离寝室,成为一名“北大独居客”。在这份需求之外,他们需要面对的是突然进入生活的漫长的独处时光,如何学会独处,在数年后将是这一代同龄人的共同话题。



图片来自受访者

采访与文字:

哲学系2012级本科生 唐诗

医学部药学院2015级本科生 潘一

中国语言文学系2015级本科生 邹赛云

排版:Telepat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