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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林主教 | 基督教最大的敌人是基督教内部的个人主义 — 对于基督教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神学反省

2020-08-07 07:05:19教牧神学季刊


【编者按】

2017年10月31日是基督新教改教运动500周年的纪念日。从1517年到2017年,改教运动已经有500年了。今年世界各地的基督新教学术界和教牧人员,在美国和香港等众多地方举行了很多有关纪念改教运动500周年的会议,围绕改教运动的神学进行讨论交流。



观察和了解了这么多的改教运动讨论会,主要都是高度赞扬宗教改革的伟大辉煌,却很少有人检查反省改教运动500周年以来的问题与错误。改革宗在中国教会,已经成为分裂和造反的代名词,被人戏称为分裂宗和造反宗,在我们教会有过的两次小分裂中,分裂分子都是打着改革宗的旗号而认为我们不是改革宗——我们是基督教会,是否是改革宗神学并不重要。此篇文章,算是一个散文式的感想,希望检讨改教运动500年的得失——更多是错误,也希望能抛砖引玉发人深省,更希望能带来中国基督教会大公神学传统的复兴。

 


中国天主教的弟兄修成铁认为,发生在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信仰与世俗媾和的铅封,将‘自由化’这个魔鬼从‘撒落满宝瓶’中释放出来,随着民众‘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基督教新教信仰团体远离‘清规戒律’就越来越远,最后淹没在人们的狂欢之中。”



修成铁说,关于500年前的宗教改革,他见过最吊诡的一件事情是:马克思氏政党和新教都对其极尽赞美,但叙事角度又有所不同:中国大陆的官方教科书对这次运动的评价和文艺复兴结合起来,说它“从天主教神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再以天主教会为中介,突出人文主义色彩。”简言之“从神到人”。而新教的说法完全相反,说宗教改革是把信众从人带到神那里去


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更靠谱

……




在认真关注和阅读了一些在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会议上的学者和牧者发言后,我非常失望,甚至可以说是严重地失望。为什么失望呢?



因为我们看到宗教改革500年后的今天,基督教面临的是什么呢?是基督教变得更加分散和软弱;是由于在全球范围内面临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伊斯兰宗教的打压逼迫,基督教越来越从西方主流社会退出甚至被边缘化。如何面对这种挑战呢?这些讨论会没有给出答案,甚至没有涉及这样的问题。对于改教运动,除了歌颂还是歌颂;对于马丁·路德,除了高举还是高举!改教运动有没有其时代局限性?今天还需不需要继续改革?需要第二次宗教改革吗?鲜有人质疑讨论。



一九九七年,基督教信义宗和天主教会联合发表了《有关成义教义的联合声明》,《声明》在“4.成义共识的阐释”中指出:



4.1 从成义的角度看人的无能为力和罪。


19.我们一同宣认,所有人都要完全仰赖天主拯救的恩宠以获得救恩。人对于世上的人和事所享有的自由,并不等同对救恩所享有的自由,因为作为罪人,人人都在天主的审判之下,没有能力自己转向天主寻求解救,没有能力成就功绩,在天主面前成为义人,不能凭自己的能力获取救恩。成义完全是由于天主的恩宠才能成为事实。因为天主教和信义宗共同宣认这一点,以下的陈述是真确的 



20.当天主教说人藉同意天主的成义行动,在准备和接受成义时与天主“合作”,他们认为人的这项个人的同意本身是一项恩宠性能(圣灵推动),而不是一项发自人内在能力的行动。 


21.根据信义宗的教导,人在他们救恩的事上是没有合作的能力,因为作为罪人,人主动地反对天主和祂的救赎行动。信义宗并不否认人可以拒绝恩宠的工作。当他们强调人只可以(只是消极地)接受成义,他们的意思是要排除个人对自己的成义,有任何贡献的可能性,但是并不否定,信友个人完全投入由天主圣言产生的信德。 

……


在由马丁·路德建立的信义宗教会已经与天主教会,在“因信称义”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的今天,可以痛心地说,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已经全然失败。而今天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也已经丧失了世界主流宗教信仰之普世大公的地位。其辉煌的地位,已经被世俗化、多元主义和伊斯兰宗教替代。如果马丁·路德看到改教运动发展的这个结果,他还会揭竿而起造西方大公教会的反吗?



作为中国教会的圣徒和教会牧者,当我们看到西方教会的衰落和面对伊斯兰宗教的攻击而节节败退步履维艰之窘境的时候,如何不痛心疾首?也许由于成长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基督徒更能够客观清晰地看到马丁·路德改教的时代性和局限性——这才应该是改教运动500年重点讨论的问题。作为归正神学引导的基督教大公教会,我们知道基督教归正没有终点,现在应该是基督新教第二次改教运动的时候了——回归大公教会传统,重拾教父使徒统绪。



发生在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一个重要的历史政治背景就是当时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独立,这些国家的君王和王公贵族们要求推翻西方大公教会对欧洲世界统一的政治领导,这是促使改教运动发生的核心问题。改教运动前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的目的,都是要打倒基督教的神权统治,获取个人和国家的自由权力。为达此目的,政治家们不择手段,在各条战线如教会、文化等方面全面开展了对大公教会的批判攻击,企图复活死亡的古代希腊罗马的人本主义文化;一些无知愚昧的基督徒学者牧者,更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抹黑伟大的中世纪,甚至与基督教的敌人伊斯兰宗教结盟,以证明改教运动的合法性。



碰巧,马丁·路德博士,一个父子关系恶劣的神学院教授,一个具有反叛性格的奥古斯丁修会神学博士,被德国政治家选帝候腓特烈等人利用,成为国家反对教会的工具。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张贴在德国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上的辩论提纲《九十五条论纲》,点燃了中世纪末期国家推翻教会权力的造反运动的第一把火,被后人高举为改教运动的先锋,也使得他成为大公教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超级分裂分子——如何看待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取决于你的立场是个人主义基督教还是大公主义基督教。



以赎罪券作为改教运动的借口,理由并不充分。圣职人员的腐败现象,并非中世纪教会独有,而是人类败坏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已。当时的西方教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神职人员腐败堕落的问题,利用告解的赎罪券谋利,不能与时俱进适应发展的神学装备……,但核心问题是当时的王权国家要崛起,要拿回被大公教会所控制的国家权柄,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以这个时候,马丁·路德在神学领域发出的呐喊,从内部造反直中要害。



对于改教运动,我们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权利,应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只是当时的西方大公教会在政教合一的集权上发展到了巅峰,应该政教分离了。政教分离,对于基督教并不是个问题,应该也是符合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两国分离的总原则,但是不能撇掉的一个核心根基是:国家和教会权力分离,但不意味着国家独立于上帝而存在。因为根据奥古斯丁主教的神学理论,国家是罪恶的一个实体,是为了对付不信上帝的罪人而产生的地上之城,主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维护世界秩序为目的;而教会是上帝之城。上帝之城领导国家没问题,只是这种领导不纯粹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导,主要是信仰领导。



如果在全球范围内,从上帝主权原则看改教运动,马丁·路德的改教无意之间符合了这个潮流也符合圣经原则,就是教会跟国家需要适度分离,因为随着国家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管理事务,教会不可能包揽国家管理,因此需要政教分离,各负其责,国家需要独立的发展才能够强大富强,强大的国家才能遏制甚至消灭伊斯兰宗教等邪教对基督教的威胁,才能保证福音的全球化传播。改教运动以后,基督教国家力量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基督教传播的良好物质基础,让基督教走出了欧洲,第一次带来了基督教的全球化。简单地讲,教会的权柄责任在于上帝特殊启示的圣经真理,而国家的权柄责任在于遵循普遍启示的自然法则,但是掌握普遍启示自然法则的国家应该在信仰上服从和服务于掌握特殊启示真理的基督教会——这就是原则和背景。



所以说,上帝推动了改教运动。那么,改教运动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就是基督教被广传。如果说改教运动以前基督教主要被伊斯兰宗教挤压在欧洲;那么在改教运动之后,基督教的宣教运动则走向全世界,第一批全球宣教士就是天主教的耶稣会会士,譬如1550年到中国明朝宣教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的会士。改教运动以前,基督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向非洲、中东和欧洲;但由于伊斯兰宗教大规模地占领了中东和非洲,所以,基督教被迫主要留在了欧洲大陆,而改教运动则把基督福音再一次地推向了全世界。



很遗憾地讲,第一波在世界宣教的勇士并不是基督新教的,而是1534年形成的天主教的耶稣会。耶稣会,号称耶稣连队或者耶稣军队,宣教修会,1534年由圣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创立,1540年经教宗保禄三世批准,该会不再奉行中世纪宗教生活的许多规矩,如必须苦修和斋戒、穿统一制服等,而主张军队式的机动灵活,并知所变通。其组织特色是中央集权,在发最后的誓愿之前需经过多年的考验,并对天主教教宗绝对忠诚。耶稣会会士主要从事传教、教育,并组成传教团,积极宣传反宗教改革,1556年圣罗耀拉去世后,其会士已遍布全世界。耶稣会成为天主教最大的男修会。



我们有个基本观点就是1054年大公教会分裂成为东方大公教会(东正教)和西方大公教会;从1517年开始,到了1564年天特会议开始,西方大公教会分裂成为天主教和抗罗宗(复原教,或者新教),现代天主教应该从1564年天特会议开始。马丁·路德改教运动导致了西方大公教会的分裂,形成了西方天主教和西方新教或者基督新教。





01

30年宗教战争


基于这个大背景,我们在改革宗神学立场上讨论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利弊得失,就比较简单明了了。马丁·路德的改教包括改教运动以后的茨温利和加尔文,被称为改教运动三巨人,新教神学学者一般认为改教运动形成了三个核心教义,这三个核心特点就是“惟独圣经、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现在经过500年再仔细反思,这三个观点都是有问题和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的。惟独圣经没有错,圣经是基督徒的最高真理标准,可是谁来解释圣经?


 


关于

 唯独圣经



1519年,马丁·路德在莱比锡参加神学论战,公开否认教宗的权力,说是没有教宗,教会也能存在。他点燃的宗教改革之火,在德国有了燎原之势,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也参加进来,公开提出暴力夺权,把天国建立在地上,被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誉为“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第一人”。但是,他们的要求超出了马丁·路德宗教范围内的改革,而逐步发展为德意志农民战争,被马丁·路德骂做土匪强盗,要求政府镇压。



1521年,在教宗授意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在沃尔姆斯(Worms)召开的国会上,要求马丁·路德认罪,并撤回这九十五条论纲。他却说:“除非用《圣经》的文字和明白的理性证明我是错的,否则我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我的良心是被上帝的道束缚的”由于他的行为客观上支持了当时德意志各邦民族主义对大公教会主权的反抗,他此后也得到北部各邦诸侯和王公贵族的大力支持,在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的庇护下隐居于黑森-图林根交界的瓦特堡(Wartburg),首先把《圣经》从希腊文译成高地德语印行。



作为一个神学博士,马丁·路德抛弃了教会权威,把基督教信仰权威建立在基督徒个人的理性和良心之上,开创了基督教的个人良心主义时代和基督徒个人主义时代。他认为每个基督徒个人都有圣经解释权,而这个解经权不受任何人的限制,只受个人理性和良心的约束。



马丁·路德的最伟大的跨时代贡献就是以个人的理性和良心为基督教真理标准马丁·路德创立了基督教的个人主义信仰传统:就是我读圣经我解释圣经,我的信仰是我跟耶稣的关系,跟教会没关系,跟其他人没关系。现在看当时马丁·路德和改教家提出的具有针对性的原则,惟独圣经本来是希望高举真理而非神职人员,结果变成了个人主义,导致今天基督教普遍地忽略教会忽略牧师主教的权柄,至终使得基督教一盘散沙,山头林立,失去了大公教会的组织性、严密性。


 

关于

 因信称义



第二个问题是因信称义。现在的资料已经表明,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讲的是我信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我就得救,我不信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我就不得救,信与不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完全是个人的选择。这样一个神人合作救恩理论实在是颠覆了基督教的圣经救恩观,让基督教堕落成为一个宗教而已。因为基督教传统信仰认为救恩是上帝的预定拣选,不是个人的选择——以弗所书2: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2:9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即使今天的天主教也没有抛弃救恩是上帝主权的这个观点,我们把这个观点叫预定拣选,那么预定拣选也是天主教的救恩神学,不过天主教是温和的预定拣选,而当时的改革宗神学却是双重预定(得救与灭亡都是上帝预定),今天叫做极端改革宗神学。在复原教里面,最最强调救恩出于上帝预定的是加尔文主义,以《比利时信条》和《多特信条》为核心原则,《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救恩论也是双重预定论。但是很遗憾,加尔文主义被约翰·诺克斯改造以后,可怜地走上了救恩上的预定拣选而管理上的民主(长老会),上帝主权与民主选举是对立的神学。



马丁·路德否定了教会之外无救恩的大公教会信仰原则,取消和废除了耶稣基督通过使徒彼得给予教会的权柄(马太福音16:13-20;约翰福音20:21-23);建立了只要耶稣基督不要基督教会的福音派神学系统,割裂了耶稣基督人性与神性的合一,严重违背了大公教会的卡尔西顿信经。依照大公教会的信仰原则和教会纪律,马丁·路德就是教会异端分子!但是,今天我们无权判断马丁·路德得救与否,这个问题就搁置不论了



马丁·路德改教运动在因信称义的问题上开创了一个划时代的堕落:基督信仰是我的事情,我信上帝是我跟上帝的事,我得不得救是我跟上帝的事情,与教会和主教、牧师没有关系。这种神学实际上把信仰的客观判断从教会拿走变成个人主观判断,就是我得救与否是我的事情,我自己判断,这就跟中国的禅宗一样。我们说中国的佛教禅宗发展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六祖慧能。以前的佛教要打坐、吃斋、念佛、出家、守戒律才有得救的可能。到了禅宗慧能,这个人不识字,他说佛教就是不需要识字,你顿悟就可以了,一顿悟我就信佛了。其实马丁·路德这个因信称义跟这个禅宗的顿悟有本质相似的地方,就是说信仰变成我主观的判断和主观的感受,不需要客观标准,不需要别人判断和见证。如果从这个角度讲,马丁·路德摧毁了基督教,而不是捍卫了基督教;或者说马丁·路德发明了一个佛教基督教。



对于基督教而言,马丁·路德是魔鬼还是天使?恐怕马丁·路德自己也说不清楚了。这样涉及救恩的重大问题,只能够留待上帝末日审判了。虽然这无改于马丁·路德改教先锋的身份。只是在今天的基督教会里面,如果有人再一次高举马丁· 路德旗帜的时候,闭着眼睛就可以预料,教会里面又有新造反派了!



关于

 信徒皆祭司


这是改教运动的第三个口号。可是,由马丁·路德而产生的路德宗宗派教会实行的却是主教制度,若非经过教会许可和按立的神职人员,任何人不能在教会讲台讲道。



马丁·路德喊出这个口号的意义,也许他以为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得到真理,不一定需要教会和教会神职人员如主教、神父等等作为中介和老师教导,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阅读圣经,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真理。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观点既违背圣经原则,更违背教会历史事实,也违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如果这句话仅仅指救恩惟独靠耶稣基督而非神职人员,当然是正确的;如果无限制使用甚至推广到教会的管理,就是一个错误的口号。



任何在教会有过服侍和牧养经验的基督徒,都知道信徒皆祭司这观点肯定是错的,无论从旧约还是新约我们都找不到信徒皆祭司的圣经根据。在旧约中,虽然也讲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但旧约以色列人中只有亚伦后裔可以做祭司,别人则不可以;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拣选的人,才能做神的仆人,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所以信徒皆祭司没有圣经根据,也对基督教的教会权威造成冲击,神学平民化,废除了教会专业神职人员的意义。马丁·路德公开把基督教的专业神职人员废掉和取消了,导致近代基督教神学越来越庸俗化草根化自由化,甚至边缘化迷信化世俗化,因为基督教没有专业人员了。上帝的世界和时代始终是专业化时代,任何个人和组织,如果没有专业性权威,就没有社会领导权,受到改教运动的消极影响,所以现代基督教成为世俗化的追随者而非世界的领导者。



公元前的中国先秦儒家认为,人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学就需要老师教导和指导,就需要专家权威。这么简单的人生道理和常识,到了马丁·路德这里,就成为先进的思想了?到底是马丁·路德伟大还是中国人更伟大?表面上,这个口号好像高举了人民,废除了神职人员,其实骨子深处,就是废了上帝真理的绝对性和唯一性,让人民个个成为真理的代言人。经过中国文化大革命血的洗礼的中国人,对这样的幼稚民主思维带来的危害性,比欧洲人民更清楚。



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自由派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对于宗教改革的新教精神有一个总结。他在总结新教改教原则时指出,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上,任何把自己绝对化,把自己视为上帝的现象和势力,都应该坚决地说不,都应该有批判性地思考;任何人间的力量,任何非终极的力量,任何次终极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僭越上帝的位置,把自己说成神,说成绝对,把自己说成是永远不可质疑的,对任何这种思潮和态度,宗教改革的态度就是要加以质疑,加以批判。——可惜,保罗·蒂利希先生忘记了自己的矛盾,他已经把自己绝对化了,用自己代替了绝对性的上帝真理



所以,从神学角度看,马丁·路德是现代政治正确和白色左派的创始人,把基督教神本主义的信仰,堕落成为人本主义的信仰。第一次公然在神学上,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真理,以个人主义代替了教会主义,把基督救恩与基督教会分离,基督教从此开始走上人本主义的衰败道路。虽然后来上帝使用加尔文的改革宗归正神学,借助墨兰顿等人,归正了马丁·路德的很多明显的神学错误,但是,流毒已经扩散,大公教会神学体系已经千疮百孔几乎分崩离析。



抛弃了基督真理惟一性和绝对性的欧洲人,开始回到了死亡的古代希腊罗马的死人文化中。死亡的文化,如何能够是世俗化和伊斯兰宗教的对手呢?



宗教改革对于西方大公教会的统一是一次超级重创,开辟了教会的宗派主义时代。欧洲统一的基督教从此再也不存在了,时代进入了国家主义,而基督教进入了人本主义和宗派主义时代。 



在此之后,基督教因为改革而发生的纷争甚至血战,譬如30年宗教战争已经不再是宗教改革的唯一旋律了,基督徒互相残杀血雨腥风死伤无数!地方政权诸侯们打着宗教改革名义,反对中央政府的现象在欧洲各地此起彼伏。德意志诸侯和欧洲君王为了争夺宗教主导权而爆发了三十年战争,法兰西的土地上则因为宗教迫害而经历了数十年的宗教战争,最终在1648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谁的地盘,谁的宗教”,条约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对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被誉为“影响世界的100件大事”之一。还有一些国家则直接信奉了新教,比如英国和瑞典。分裂,导致罗马天主教在欧洲势力的全面衰弱,天主教从此再也无法主导欧洲大陆上的宗教和思想。而不管是改宗了的还是没有改宗的国家,都得以乘机摆脱了西方大公教会的控制,踏上了走向独立主权国家的道路。



当然,改教运动产生了改革宗神学和宗派。从今天来看,改革宗神学还有更多谬论和荒诞的问题值得讨论,譬如,强调上帝主权和预定拣选的改革宗,如何却发展出了一套民主管理教会模式(长老会)?“五个惟独”(惟独圣经,惟独基督,惟独恩典,惟独信心,惟独上帝荣耀)逻辑矛盾语义不通,却大行其道!既然罪人得救的救恩是上帝预定拣选,人的信心有意义吗?——这些低级逻辑错误,在改革宗神学里面比比皆是,居然没有人发现还是大家故意视而不见?长老会的创始“教会”苏格兰长老会公开认可同性恋的合法性,这合乎圣经吗?再如,21世纪的改革宗是中国教会分裂最严重的宗派,一些所谓改革宗牧者之间彼此水火不容老死不相往来,又作何解?

……



改教运动产生的四大宗派,圣公会,路德宗(信义宗),改革宗(荷兰改革宗与苏格兰长老会),重洗派(浸信会),除了荷兰改革宗以外,改教运动产生的新教宗派,几乎都已经认同了同性恋的合法性,但是同性恋却从根本上就违背了圣经真理。



马丁·路德带来教会的毁坏,上帝呼召让约翰·加尔文来归正。改教运动时期,约翰·加尔文建立的日内瓦教会,继承了大公教会的传统,日内瓦有教会法庭和异端死刑,所以他们依法处死了反对三位一体而且不悔改的异端分子塞尔维特。可是,今天全世界的改革宗教会有教会法庭和异端死刑吗?如果没有这些大公教会的传统,严格地讲,就不是符合和继承日内瓦约翰·加尔文改教精神的改革宗教会了!



上帝允许改教运动的发生自有祂的美意,毕竟带来了国家化和工业化,带来了基督教的全球化,这是好的。上帝在使用马丁·路德,但是马丁·路德由于个人局限性而留下的这些缺点错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怎么能克服呢?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基督教的出路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从中世纪到21世纪,基督教一直受到两个层面的敌人的夹击,一个是西方人本人权的攻击(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理性运动),另外一个就是马丁路德这种个人主义的基督教的撕裂(基督教宗派林立分裂不断)。马丁·路德的主观信仰得救论对基督教信仰的毁坏,怎么说都不过分。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回归大公教会传统,回到以中世纪教会法为核心,以主教制为核心的管理模式,也就是要回到主教制的管理模式,所以我们的口号叫做“回归大公教会传统,重拾教父使徒统绪”。口号里面提到的“教父使徒统绪”,什么意思呢?结合“先知统绪”来解释:使徒统绪是由有形的主教来完成的,先知统绪是神在必要的时候呼召一些先知,如旧约的阿摩司,中世纪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等人,他们虽然不是教会体制的主教,但是他们在教会内外宣传真理带领圣徒回归。旧约中有祭司有先知,祭司代表体系体制,先知代表先知传统。新约时代也讲到教会是建立在祭司和先知的根基上,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如何理解呢?



就是使徒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领受真理和恩典的,但神要呼召一些没有跟过耶稣基督的非使徒的先知来配合使徒传讲福音,当使徒传统受到侵蚀影响时,上帝呼召先知去完善真理,比如说我们认为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就是先知型的人物,他们当时也是西方大公教会体制内神职人员或者预备神职人员。马丁·路德是神学博士,约翰·加尔文当时在西方大公教会是一个小小的预备神职人员。所以我们看到,用先知统绪这个传统我们就可以解释宗教改革,基督新教的诞生是合乎旧约和新约的先知传统,当然是合乎神的旨意,今天我们要谈怎么回归大公传统。



大公教会没有分裂成为东西方教会的时候,教会的信仰基础就是七次大公会议决议,七个圣礼和主教团,这三个是连在一块的,而今天的基督教的核心是牧师,是牧师山大王。这种情况既不符合圣经和大公教会传统,显然也是不符合今天这个社会的需求的。

那么我们面临的时代是怎样的呢?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带来三个很大的趋势:一个是平民化碎片化;技术越来越普及,手机、软件和网络让全球变得越来越小,这些媒介的多样化,导致信息、知识的传播和接收越来越碎片化,而在日益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民众参政议政的态势愈加显得扁平化的同时,对于专业技能的要求则越来越高,这是平民化碎片化城市化扁平化专业化。但另一方面,网络化带来高度集权的管理要求就是集权化宗教化;我们看到网络的发展需要高度专业和高度集权,而技术的发展需要更加集中决策,比如网络规模需要集权,所以这个世界一方面是平民化碎片化,一方面在集权化宗教化,国家越来越集权。其三就是人类的无法无天,法律成为一个满足民众私欲合法化的工具,而非上帝的公义祝福和惩戒。



在全世界范围里,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政治层面表面看来民众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好像越来越扁平化民主化譬如欧洲国家,而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却导致国家权力越来越集中甚至走向独裁。经济全球化时代,其实也是城市化时代,同时也是专家化时代,管理上必然走向集权化时代。所以基督教必须抛弃错误的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回归大公传统教会的主教制集权管理模式,才能够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因着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个人主义福音思潮而形成的新教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到了这个全球化城市化专业化精细化集权化的时代,面临着由于不能满足人类的灵性需求而可能会被淘汰的危险。



高技术的后现代,人类自以为神的罪恶无限膨胀,肆无忌惮;上帝的律法被大量废除,譬如废除死刑、同性恋合法化……混乱无序的时代,无数人受到杀戮和伤害,所以后现代的人们忽然发现,和平生活需要高度集权化宗教化法律化的国家,但是当国家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的时候——伊斯兰宗教政教合一和暴力独裁,适应了后现代主义人民的心理宗教等多种需求,于是伊斯兰宗教便得以高速发展。同样的道理,作为正面信仰宗教,高度集权和纪律严格的东正教和共产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只有堕落成为无原则无纪律无绝对的西方人本宗教基督教在衰落,因为西方的人本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已经成为心灵鸡汤而非灵魂猛药了,在这个时代,谁会长期需要心灵鸡汤?



伊斯兰宗教政教合一的法西斯模式,在这个多元化时代中如鱼得水。其实这个世界不是多元的,是上帝的世界,可是人的多元主义就是相对主义,否认耶稣基督真理的绝对性唯一性,造成人类的失望。其结果就是把邪恶绝对化的伊斯兰宗教现在打遍全世界。伊斯兰宗教打遍全世界原因只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基督教自己的软弱,我们放弃了耶稣基督真理的绝对性,尤其天主教,居然认为伊斯兰宗教是弟兄!所以我们首先消灭的第一个内部敌人,就是马丁·路德改教以来带来的基督教个人主义,然后就是西方文化的人本主义毒害;我们要恢复基督教信仰的绝对性组织性严密性唯一性排他性铁血性。基督教的排他性不是暴力杀人,而是信仰的排斥和唯一。第二个原因,伊斯兰宗教把人类的邪恶宗教化神圣化合法化,譬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撒谎欺骗多妻多子不劳而获……,缺乏基督真理的西方文明怎么能够打败这样的圣战?欧洲人的祖先是蛮族,因着基督教信仰把它改变成文明,但是很遗憾,今天的西方文化借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理性运动等流毒渗透基督教,导致西方的基督教有名无实有气无力。



欧洲,沦陷于伊斯兰宗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在基督教里面的人人平等,是指在基督耶稣教会里面大家平等,但是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开始,从启蒙运动反对教会权柄开始到现在,西方文化越来越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女权主义和多元主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反基督教的,以人权反对上帝神权,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放纵人类与神为敌的邪恶本性。



无论是抹黑中世纪还是希望能回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都是在反基督教,社会学者教会牧者都在这样干,这是西方文化的流毒,这个流毒流到今天就变成了教会有民主选举,教会有女牧师,牧师有退休制,其实已经把教会变成企业了,变成一个社会慈善组织了。而且教会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一本圣经四面光墙,以所谓过度的宽容仁爱,放弃上帝的公义和基督教信仰的绝对性,导致了今天西方的衰败,其结果就迎来第三个敌人:基督教世俗化和伊斯兰化。世俗化,意味着把抵挡耶稣基督的罪恶当做正常,同性恋、女权主义、民族主义,国家高于政权,国家高于教会。还有就是最特殊的就是西方文化对这个伊斯兰宗教的纵容,我们讲白左思想、政治正确,就是无原则地容忍弱者恶者受害者而不问公义是非,弱者就是有道理的,穷人就要同情,其实核心就是人要作为神,就是我们讲的以世俗为友,把人的罪恶思想合法化合理化宗教化神圣化,这是西方文化、白左思想和政治正确的核心观点,其本质就反基督信仰真理的绝对性制度性权威性。



根据比尔·华纳博士的资料证明,1400年以来,伊斯兰宗教以抵挡消灭基督教为目的、以政教合一暴力圣战的方式,屠杀了八千万以上的基督徒!为什么一个邪恶宗教能够发展这么快呢?因为他们极其聪明地利用了基督教的仁慈,利用了基督教的两个空子:第一个空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督教内部的一盘散沙,第二个空子就是白左思想政治正确对基督教的全面腐蚀,导致基督教外强中干软弱无力。



西方文化中的腐朽死亡的希腊文化的糟粕对基督教的渗透,就是女权主义民族主义个人的理性主义民主选举民族主义以及牧师选举退休制度等,伊斯兰宗教聪明智慧地利用了西方文化的这个漏洞来行自己的事情。伊斯兰宗教给了我们很多学习的地方,譬如伊斯兰就是政教合一,绝对服从阿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伊斯兰宗教提醒我们基督教,一盘散沙、互相争斗、民主选举会毁掉基督教。



历史证明,伊斯兰宗教很愚昧、很落后、很邪恶,因为反耶稣基督,不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不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因为他们崇拜的是月神安拉,所以无论从教义还是历史来看,伊斯兰宗教是敌基督者,伊斯兰宗教就是基督教的敌人。可是由于他们政教合一和暴力圣战,不择手段地用伊斯兰统一世界,金字塔式的法西斯模式,使得伊斯兰宗教成为一个宗教政党,虽然愚昧落后但是因为团结反而很有力量,加上刚才我们讲的两个空子,所以联合国的人权组织等联合国很多组织都被伊斯兰宗教渗透,他们借助联合国人权名义,把伊斯兰圣战分子以难民的名义发给全世界各个国家作种子,为以后发展作预备。



美国的教会,譬如浸性会有3000多万人,都是搞民主选举,长老会搞民主选举,圣公会和路德会已经允许同性恋主教和牧师了。所以我们感恩俄罗斯和中国还存留了这么一个传统——拒绝同性恋合法化,不搞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在俄罗斯,东正教现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对中国的益处也日趋凸显。而共产党追求科学、追求真理,无意中变成了对上帝普遍启示的追求;所以在真理中,上帝给了基督徒特殊启示——《圣经》,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同为上帝真理启示这一基础,使得我们基督教和共产党人成为朋友关系合作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让共产党领导中国,用民主集中制或者说专制集权来对付西方文化和伊斯兰宗教,而不是以民主人权博爱的名义纵容他们的邪恶发展。



1

这是我对宗教改革500年的一个反思总结



从法律角度说,改教运动的一个最大流毒和最毒的恶果,就是以人理解的福音(上帝爱我,只要我信基督就可以得救;事实上救恩是上帝预定与人的选择无关)代替甚至废弃了上帝律法,以至于最后废弃了圣经律法和圣经真理,从而摧毁或者说彻底歪曲了基督教。


  

美国法学教授哈罗德·伯尔曼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著作《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指出了现代基督教的法律问题。他写到,我想就基督教神学家提出为宗教与法律截然分离作辩护的四种不同学说作一讨论。在此简单列举:



第一种学说主张,唯一约束基督徒的法律乃是爱的法律(如有些人所称的“爱之神学”),这种学说导致这样的信念:法律的结构和伦理的结构总是相对的,从属于特殊的情境(所谓“情境伦理学”)。



第二种学说则认为,基督徒应当依靠信仰而非法律来生活(我会称之为“信仰神学”),这种学说引出下面的信念:自成一体且组织严密的教会实体应予消解,基督徒应融人“世俗之城”(所谓“非宗教之基督教”,它也采取世俗基督教的形式)。



第三种是唯信仰论(严格说是所谓“反法律主义”)的学说,依此说,基督的复活带来了一个神恩新纪元,在那里,生活于世界末日的基督徒不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束缚(我将名之为“希望神学”)。这种信念过去常常与激进的新教教义联系在一起,但是今天则在一些由此立场出发对教会之寺院法体系的正当性提出质疑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家的著作里找到了新的表达形式。



第四种学说,非神学的学说,现今美国某些被称为青年文化或反文化群体的反法律立场,它们鼓吹和实践一种新的世俗启示主义,这种世俗的启示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种信仰之上。自发性、激情和爱高于所有现存的分配权利和义务的程序和结构。



哈罗德·伯尔曼针对马丁·路德的路德宗指出:


路德的宗教改革通过使教会失去法律效能,打破了主张两种官方等级制度、两种正式的法律制度——教会和世俗当局的法律制度的中世纪的二元论。路德教立足之地,教会就会被视为一种无形的非政治的不具法律效能的组织;唯一的法律(政治意义上),就是世俗王国或者公国的主权和法律。”



如果从教会的管理牧养教导反思,更为危险的就是马丁·路德以福音代替律法,然后废掉了上帝的律法和圣经真理,最后取消了基督教信仰的绝对性。在圣经中,上帝的话语就是律法,律法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律法,信仰上帝就是信仰律法。所以哈罗德·伯尔曼教授根据圣经原则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从大公教会角度反思宗教改革带来的毒害和危险,让每一个爱上帝爱教会的基督徒毛骨悚然!


蒙上帝怜悯赐福,正是基于此,这十多年来,我们教会一直在呼吁回归大公教会传统,重拾教父使徒统绪,恢复圣经法律的神圣地位。不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伊斯兰和共产党,遵守了一些圣经律法原则,哪怕是只言片语甚至错误理解,就从律法得到了他们超强的力量,何况我们基督徒如果遵守全备的圣经律法,会有何等巨大的力量!基督徒若能够效法他们看重和遵守上帝律法,基督福音一统世界指日可待!



2

这就是我给宗教改革500年开的一个药方



基督教要在中国大发展,就必须接受和承认共产党组织领导。我们希望中国的国家能够使基督教的宗教教育普及,让耶稣基督的真理影响更多人,而我们基督徒要承认和接受中国文化的方式,比如以儒释道文化外形为渠道的表达方式,是我们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和壮大之路,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或者不同意,那我想事实会证明我的观点是对的,因为这是研究世界和中国福音发展的历史结论,而不是我们的凭空想象。愿上帝怜悯中国基督徒,让我们认清我们的形势,复兴中国的福音。



愿上帝赐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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